在各界痛斥电视节目收视率至上、过度娱乐化的浪潮下，一些靠搞怪虐丑制造悲情取胜的电视综艺节目渐有收敛之势，而类似《中国谜语大会》、《中国成语大会》等跟主流文化相关的节目乘势而上，以“文化担当”为名为节目拉票制造收视效应。

不久前，央视一套提出“做有价值观的综艺节目、做有引领作用的文化节目”的口号，力推中国首档青年电视公开课《开讲啦》、“文化寻根”类纪实节目《客从何处来》等传递文化主流价值观的节目。这一系列行动表明，在被娱乐节目一通狂轰滥炸后，各电视台已逐渐意识到电视节目应有的文化分量，开始在节目的人文担当和文化内涵上寻找自我价值。

然而，文化类电视节目的春天仍然没有到来，它们在电视产业和大众生活中依然只扮演着一个权重而又尴尬的角色。

收视率仍是杀手锏

长期以来，收视率这个指挥棒一直左右着电视节目的生死，导致形形色色充满商业气息的综艺、选秀娱乐节目，以及各类十分火爆的情感相亲节目，霸占了各电视台的黄金时段。这些娱乐节目在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在无形中削弱了文化价值。对这一现象，文化学者、批评家朱大可深有感慨，他说：“观众对快感的狂热追求，成为拉动社会消费的动力。这些电视选秀狂欢并未给文化本身增值，却制造出大量消费泡沫，弥漫在零度价值的空间。”在他看来，电视台的收视率制度是一种赢利焦虑综合征，急功近利地窒息着电视人的原创精神。

“过度娱乐化体现了部分电视人社会责任的淡化和文化品位的低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时统宇直言，“近年来国内电视以审丑和低俗为能事和乐事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而造成电视传播低俗化屡禁不止的终极原因，是中国电视在产业化、市场化的进程中对收视率、市场份额、广告收入等利润指标的片面追求。”

由于文化类节目不是拉动收视率的主打节目，在收视率和收益率两大杀手锏的操控下，一些综艺娱乐类节目仍然占据着主流时段。文化类节目的编排时段不得不挪到晚上11点之后或午夜，以致给人造成电视台在人们睡觉后才开始播放文化节目的印象。对于文化节目的边缘化现象，朱大可说：“无论如何，娱乐不是我们的敌人，它只是那种需要加以节制的笑声而已。我们应该去多创造娱乐以外的优秀文本，并安排在重要的时段播出，以扩大民众的文化选择空间。”

电视节目是什么

电视节目不完全是商品，它同时是一门艺术，但商业的内在驱动力使电视节目的属性越来越商品化。以前，绝大多数电视人身上保有文化人的性情和特征，而现在的很多节目制作人，张口闭口就是“项目”二字，他们的很多谈资是哪个节目好卖、哪个节目挣钱等。

时统宇说：“文化逻辑和市场逻辑在起点和追求目标上并不是同一套逻辑，前者在本质上追求的是人文价值和精神创造，后者也就是市场经济这驾马车却是以经济利益驱动的。”他认为，收视率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必须认清中国电视对收视率的重视包含了巨大的历史进步。另一方面，用收视率去决定电视节目的生死存亡，将偏离电视台作为生产精神文化产品的专门机构的基本属性和职能。

电视台为何缺少成功的、有文化内核的原创节目？有人认为，这是有些电视台“把女人当男人用，把男人当驴子用”“把年轻人的激情当汽油烧”的用人体制所致；有人将之归结为公众缺乏理解比较复杂的文化的精力和意愿；有人认为，文化类节目不以感人耳目为擅，老板着面孔做高雅说教，遭淘汰在所难免；还有人认为，电视台的急功近利使得一些成功的文化节目还没来得及打磨、修改和完善，就被没文化但能带来广告收益的强势节目PK掉了。

而在朱大可看来，原创类优质文化节目稀缺的根源，是有些观众只是拿电视当消遣，不把电视作为一种精神需求的来源。“电视台之所以没有动力去发挥智力做出好的原创节目，因为对收视率的维持并不需要创造。电视台随便弄一弄就能满足大众的口味了，这不是一场关于智力的竞赛，是劣币在驱逐良币。”朱大可说。

文化节目如何安放

凤凰卫视行政总裁刘长乐曾在一次会议上谈道，优秀的电视节目应该有自己的文化坚守。在他看来，一个成功的电视节目，应该是稳定的、常青的、负责任的。

凤凰卫视的很多节目是具有文化品位的“常青”节目。像《文化大观园》、《开卷8分钟》、《有报天天读》、《世纪大讲堂》、《文明启示录》、《凤凰大视野》、《智慧东方》、《中国记忆》等，通过大量的文化节目，凤凰台所努力的是要把中国文化向世界推介，在取得西方理解和认可的过程中，使民族自尊与自信得以彰显。

而以中央电视台为首的一些有文化担当的电视台也在坚守文化品质、弘扬主流文化价值观方面做出了有力的探索，推出的大量有人文品相和精神诉求的文化类节目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如《探索发现》、《百家讲坛》、《走进科学》、《读书》、《科技之光》、《人文地理》、《文化大百科》、《风华国乐》等都坚持着文化节目自身的精神品质和美学品格。

优质的文化类节目需要长期的品牌积淀和培养，这些节目代表着一家电视台的思想、品质和灵魂，能长期经受时间和历史的检验。谈到文化类节目的现状及未来，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蒙曼说：“在‘限娱令’下，如今电视荧屏文化类节目的播出总量都增加了，有些还上了黄金时间，这是一件大好事。至少在身份的合法性上，部分文化类节目被重新安放在重要位置。与过去不同的是，现在的文化类节目开始走向文化与娱乐的结合，既重视文化的深度，又重视形式的创新、观众的参与，是一种很好的现象。”

而在朱大可看来，文化类节目若要走出“文化苦旅”，树立常青品牌，就需要创新意识和文化价值观的全面革新，让原创节目得到应有的尊重、褒奖和荣耀。只有大幅度增加文化生产和供应的品种，才能调节并引领民众的趣味，重建更加理性多元的文化谱系。